观地方志，可知“一方的古今总览”，其地理沿革、史迹变迁、风俗人情、豪杰俊才，足以遍观概览。哪怕在浩如烟海的各类古籍中，地方志也能脱颖而出，直追史书。志书不仅为官员、学者所用，更可为大众所用。

方志起源众说纷纭

　　地方志，亦称方志，不过后者并非前者的简称。因为“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才出现，而“方志”一词在成书于西周的《周礼》中就已见使用。《周礼·地官司徒》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讲的是诵训的职责是为王介绍四方风俗物土与掌故，报告给王使其通晓历史故事。后世的“方志”在用词上受到了《周礼》的启示，但含义不断演变。如今的“方志”，指以一定体例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各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当今的方志内容和体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对方志的起源可谓见仁见智。主张方志导源于古代诸侯国史的，多称方志起源于鲁国《春秋》、晋国《乘》、楚国《梼杌》等四方诸侯国的史书；主张方志导源于地理书的，多称方志起源于《尚书·禹贡》《山海经》等。此外，还有人从方志的发端或雏形着眼，或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或主张“志乘本于图经”等。

　　相对于方志起源的众说纷纭，人们对方志的发展过程则具有共识，普遍认为雏形产生于秦汉，定型于宋代，清代传统方志达到鼎盛期，新中国成立后迈入社会主义新方志阶段。

　　秦汉时，伴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以及秦“书同文”和汉造纸术的发明，方志形成了地记与图经两种雏形。地记，从名字看，主要记载山川、风土、物产等地理内容，如西汉朱赣《地理书》，被称为后世方志风俗诸篇的发轫之作。也有人将记述地方人物的郡书列为地记范畴。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宣扬其家乡南阳人文之盛，诏令编纂《南阳风俗传》。此事不仅使刘秀成为至今所知最早下诏修志的皇帝，而且“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和南迁的世家大族均迫切需要了解当地地情，故促使地记编修在那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仍能相当活跃。

　　图经，即“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也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现在所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巴郡图经》。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和地方世家大族式微，以及印刷术的发展，此前一直蛰伏的图经开始一枝独秀，成为方志的主体，并到北宋达到鼎盛。

　　北宋方志虽然仍以图经为主，但是由于需要文字说明的内容越来越多，而且图难以保存、容易丢失，也不易传抄或翻刻，图经开始逐渐被志取代。尤其北宋的乐史，为方志定型开了风气之先。他所撰写的《太平寰宇记》，创造性地增加了各地的风俗、姓氏、人物、艺文、土产等人文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为后世修志树立了史、地、人、文并重的范例，被后人称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南宋时，这类志书终成气候，成为方志的主流。

　　元明清时期，传统方志能逐渐发展到鼎盛，与朝廷修一统志自上而下地推动有直接关系。1303年《大元大一统志》修成，1461年《大明一统志》修成，清代更是三修《大清一统志》。由于每次修一统志，朝廷都会广泛征集各地方志，因此在直接促进各地志书纂修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自行修志的需求。明正德时已出现“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局面，而清代全国所修志书达到6000种左右，数量远超以前各个朝代。

　　民国时期，传统方志开始向现代过渡。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至1960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编纂出初稿，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0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其核心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编纂方志。至2008年，全国出版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5800余部；至2020年，全国编纂完成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约5200部。之所以称“轮”，是因为虽然首轮修志是创修，但是第二轮修志并非均属续修，还包括创修、新修等情况。

　　社会主义新方志除了以特定区域为记述对象的综合性志书，还包括以部门、行业及重大事件、特殊事物等为记述对象的专门志书。比如2015年出版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在国家层面上组织编纂的志书。全书发扬地方志的优长，从国家全局角度记述了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以及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生动、鲜活地记载了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先进事迹。

　　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并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早在奈良及平安时代初期就命各藩国仿照中国的图经编纂了《风土记》；朝鲜大约于15世纪或更早一些开始修志；越南则于20世纪初期完成官修《大南一统志》。

内容体裁独具一格

　　若论以“志”为名的文献，最知名的当数西晋陈寿《三国志》，然而这是一部以“志”为名的纪传体史书。类似的还有隋代王劭的编年体史书《齐志》，它们都不能算作志书。至于其他，比如明代归有光以其书斋项脊轩为名所著《项脊轩志》，此“志”等同于“记”，是一种叙事抒情文体，更非方志。

　　东汉班固作《汉书》，将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书”改为“志”，使“志”“纪”“表”“传”并称为史书四大体裁。尤其是《汉书·地理志》，其对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记述并重的做法，为以后方志学的发展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就像判断一个人的性别不能只看名字，判断一部书是否属于方志也不能只看书名。不仅以“志”为名的书可能不是志书，还有很多属于志书却书名不含“志”的例子。比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孙纂《剡录》，这部今浙江嵊州的古县志受当时好古之风的影响，书名不仅以“录”代“志”，而且在地名上，也选用的是“剡”这个嵊州在汉代的古地名。

　　判断一部书是否属于方志，关键要从一部书的内容和体裁入手。比如，清顺治年间，孙承泽纂成《春明梦余录》70卷。“春明”原是唐代长安城东门的名称，此处代指北京。清康熙年间，他又将《春明梦余录》诸卷压缩归并，增删内容，调整次序，改变体例，纂成《天府广记》44卷。此处“天府”非指四川，而指北京，书中关于北京形胜有“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的记载。孙承泽这两部书，从目录到内容粗看大同小异，但比较后可见，《春明梦余录》多载明代掌故、奏疏，而《天府广记》则增补历代沿革、下及所属州县，并大量删减奏疏，增加人物、诗、赋，地域信息更加丰富。故《天府广记》被算作方志，而《春明梦余录》被视为文人笔记。

　　如今，“地方志”一词被提及时，其概念范畴要比传统的地方志书含义更宽广。根据2006年5月18日公布施行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其中地方综合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逐年编纂，当年出版，记述本行政区域在上一年度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新情况。

千百年来修志人

　　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方志《华阳国志》，是常璩（音qú）在晚年凭一己之力纂成的。“华阳”即华山之南，该书记述范围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及川滇黔一带。常璩，字道将，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间生于蜀郡世家大族，故年少时便得以博览群书。西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成都王李雄称帝，改元晏平，国号大成。常璩凭借任史官的优势，遍读先世遗书，广询各地资料，撰成多部史志著作。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成汉降晋，常璩举家迁往晋都城建康。因受到当地人排挤，且年纪已大，便不再追求仕途，集全部精力在其旧作基础上写成《华阳国志》。在此后历史中，类似常璩这种致仕官员一直是修志的重要力量之一。

　　其实，在现已知的方志中，私撰只占少数，大部分是依托各类官方机构修纂而成，因此人们常把志书视为“官书”。有研究指出，在隋大业年间，朝廷便已设立修志机构。然而，目前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修志机构是北宋的九域图志局，设立于宋神宗或徽宗时期。王黼（音fǔ）、蔡京等人在称相前，都曾因入此局而仕途得意。官员把入局视为仕途捷径的态度，尽管间接反映了北宋朝廷对该机构的重视程度，却对实际修志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九域图志局虽然在校订州县户口数、核对州郡地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于北宋宣和二年遭罢局。

　　这样的历史教训让后人懂得，志由官修，但修志不是做官，而是需要像做学问那样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在这方面，被梁启超评价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的章学诚尤显突出。章学诚，字实斋，1738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25岁便协助其父修县志，此后迫于生计，虽在18年内八应乡试，39岁考中举人并次年中进士，却“自以迂疏”而不愿入仕，49岁本已投牒获得知县又忽决计舍去，专心以修志讲学为业，一生主纂和参与编纂12部方志，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至今的方志理论。

　　在历代官方修志机构中，像章学诚这样把修志作为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而非仅为谋生者不乏其人，一些人甚至为修志而殉职。比如，1918年，已逾古稀的浙江通志局提调徐定超为续修《浙江通志》不辞劳苦，辗转奔波。1月4日晚，他在向住在上海的总纂面呈志稿后，乘普济轮离沪，拟赴温州进一步征集资料，未料次日凌晨船在吴淞口外遭迎面驶来的新丰轮拦腰撞断，其与眷属皆不幸罹难。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人迎来盛世修志的时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实行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全国数十万专兼职修志者默默奉献，求实创新，薪火相传，锻造了“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方志人精神，交出了“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时代答卷。

让历史智慧“活起来”

　　用志并非要到志书修成之后才开始，而是修志的动因并贯穿修志全程。比如，宋真宗和契丹缔结澶渊之盟后，为固守疆界、明了地方，十分重视利用图经。一日，他阅览图经时，发现内容有所未备，故诏重修诸路图经，这才有了北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始成书的《祥符州县图经》。

　　正所谓，“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受封建迷信思想等影响，旧志内容不可避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要想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就需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例如，上世纪，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有关组织希望我国陈正祥教授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地图。一些旧志虽然载有蝗灾，但很不全面。对此，陈正祥想到，古人普遍通过设立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等方式应对蝗灾。鉴于旧时农村普遍贫困，若非逼不得已决不会劳民伤财建立此等神庙，他据此推论出，“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存在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修此等神庙了”。而方志普遍对本地庙宇有着详尽记载。最终，他耗时约8个月，利用3000多种旧志，根据书中对有关庙宇的记录绘成《蝗神庙之分布》，并据此推断中国蝗灾多发于黄河下游以及云南省，华中以南渐少，东南沿海几乎没有。

　　不同于旧志在修纂时主要目的是为了资治，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统筹“存史、资政、育人”三大功能，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利用价值更加凸显。比如，2000年出版的《南通市志》在“城市规划”卷中记载，清末，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将工业区选在唐闸，港口区定在天生港，把狼山作为私宅、花园和风景区，使南通形成独特的城市布局。2002年7月，吴良镛院士到江苏南通考察时，看到该部志书载有张謇的规划思想与实践非常激动，在经过“大胆假设”与“小心验证”后，2003年正式发表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研究成果，指出南通是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地、有一定创造性地、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

　　通俗地讲，修志的意义就是使人们做一个明白人。因此，志书不仅要为官员、学者所用，更要为大众所用。为此，改革开放后，名为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运而生。方志馆与历史上各种修志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主要提供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等公共文化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在同步推动实体方志馆与数字方志馆建设，目的就是要通过加强用志基础建设，让书写在方志里的文字“活起来”，更好地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延伸阅读·北京修志史

　　北京修志始于北齐。北齐阳休之《幽州人物志》是迄今所知北京地区最早的志书，但早已失传。目前仍能看到部分内容的是元代熊梦祥《析津志》，原书也已散佚，经过近百年几代人共同努力，才得以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形成《析津志辑佚》，其中“析津”是北京在辽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至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期间的古地名。

　　根据2015年出版的《北京方志提要（修订版）》，北京旧编府（市）志共9部，其中4部名《顺天府志》，分别成书于明永乐、万历，以及清康熙、光绪年间。值得一提的是，永乐《顺天府志》是清人缪荃孙在参加光绪《顺天府志》纂修时，从光绪珍妃的堂兄志伯愚所藏三册《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的残本。

　　北京编修新方志始于1958年，1988年启动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2008年启动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两轮规划志书数量分别为172部和87部。北京还通过组织编修街乡镇村（社区）志来延伸和补充市、区两级规划志书。同时，全市各有关行业和单位也积极投入专志编修工作，至2020年共编纂专志60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