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是江苏常州人，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13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在那里，张太雷与先期入校的瞿秋白在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下，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抨击时弊，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张太雷与瞿秋白等要好的同学欢呼雀跃，立即带头剪掉辫子，走上街头，热情地进行革命宣传。[2]

1915年，张太雷考取了天津的北洋大学法政科。本来，他可以利用所学谋得一份好差事，让家人过上较为安逸的家庭生活。但是，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改变了他的想法和人生。五四爱国运动锻炼了张太雷，革命潮流迅速把他推上了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舞台。他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决定彻底抛弃过去个人“安家立业”的想法，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他将自己的学名张复，按父亲给他取的乳名“泰来”的谐音改为“太雷”，立下“愿化作震碎救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后因立志化作“惊雷”，改造旧社会。立志化作“惊雷”。[3]

1920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第一位被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张太雷只身远赴苏联前，他怕母亲和妻子牵挂，接连给她们写信安慰，告诉她们：“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牵挂，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求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他还淳淳劝导妻子要进学堂，学习刺绣、图画，就可以自立的道理。吩咐她“你在家安心供养母亲，教育细苹，自己照我的话用功，我在外心才能安”。他没有告知真实情况，把感情深埋心中。

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张太雷自量多次到过广东，不久前还在广东工作一年多，对广东情况较熟悉，乃自告奋勇，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愿挑重担，主动请缨到广东工作。会议经过充分的酝酿，决定同意接受张太雷的请求，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张太雷于1927年10月22日抵达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他在上海逗留了二十余天，1927年11月19日，为了庆祝他的小儿知春（张芝明）满月，并与同志和亲友告别，他特地在家里举办了简单的“满月酒”，邀请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到家中畅叙。席间，大家对即将到来的新的战斗任务感到很兴奋，频频举杯祝贺，共勉成功。11月20日早晨，张太雷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上海，赶赴广东，担负起领导广州起义的重担。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广州工农兵群众不断进行英勇斗争，迫切要求武装起来。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在广州争夺地盘，狗咬狗骨的内讧日益尖锐，使广州的反动统治处于极不稳定状态，正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极好时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决策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同时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指挥。1927年11月，在张太雷的部署下，一支由3000多人参加的工人赤卫队组建起来。

经过张太雷及广东地区革命党人多次会议和反复研究，12月5日，中央给广东省委来信，同意广州暴动的计划。12月6日上午，张太雷在黄沙西桥附近调元街一所党的地下联络站内，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起义政纲、宣言、告民众书和起义时的力量部署，以及起义后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时各部门的人选。会议最后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

广州起义，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料，共产党要武装起义的消息被泄露出去了。12月8日，小北直街（现于越秀区小北路）工人赤卫队秘密掩藏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叶剑英也提供绝密情报，反映教导团内部的反动分子也闻询告密。公安局也加紧全市户口的检查工作。

在这紧急时刻，张太雷根据紧急情况以及叶剑英提供的情报，于12月10日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向大家报告了上述情况，建议当机立断，先行动手，把起义日期提前在12月11日凌晨举行。大家充分研究了已变化的形势，一致同意张太雷的意见。

为了争取战机，保证起义行动的顺利进行，张太雷又在财政厅前附近广大二巷四号四楼党的秘密机关，召开了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特务营的骨干会议，决定11日凌晨三时半举行起义。起义时举铁锤镰刀红旗，佩红领带，行动口令为“暴动”，特别口令是“夺取政权”。

12月11日凌晨二时，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等来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张太雷扫视着操场集中的官兵，他们全副武装，已撕去国民党军队的符号、臂章及青天白日帽徽，在脖子、军帽和左臂上均系了红布带，显出一派革命气氛。

凌晨三时半，随着“轰!轰!轰!”三声炮响和“砰！砰！砰！”一排信号枪声响起，广州起义爆发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起义军攻下了公安局、省政府、财政厅、沙河炮兵团、广九车站、观音山等10多个据点，控制了大部分市区，初战告捷。11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的代表三十余人，在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的原广东省会公安局中楼楼下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张太雷他站起来庄严地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处在几重压力之下，身受的痛苦太多太重了。今天正好起来，挣脱身上的枷锁，打断了手脚上的镣铐，扬眉吐气，抬头做主人！”他还宣读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纲。11日上午，红日高照广州城，红旗插遍广州大地，人们欢庆起义胜利。

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公安局开始办公后，张太雷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各条战线的负责人相继前来向他汇报请示工作。郊区农军也及时赶到要求战斗任务。当时还有部分敌人据点没有拿下，战斗甚为激烈，他和叶挺、叶剑英、聂荣臻、黄锦辉等还要指挥战斗。张太雷精神饱满，果敢地处理各项工作与问题。

张太雷昼夜不眠地紧张工作，眼睛也布满血丝，但他仍然是情绪饱满。

12日上午，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英勇的起义军接连将敌第四军司令部和军械处攻下。11时左右，上万群众齐聚西瓜园位于现在的广州人民中路参加“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张太雷以代主席的身份讲话，宣布：“1927年12月11日上午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他又说道：“到今天上午，敌人据点差不多全被起义军占领了，代表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利益的国民党广州政府被推翻了，人民可以当家作主了。”

正当大会开得红红火火时，突然接到战报，珠江南岸一股敌军渡过珠江，从东郊进攻大北门，另一路敌军攻占了观音山，正向起义军总指挥部进犯，情况危急。张太雷当机立断，决定立刻疏散群众，其余负责同志则分工去各个战斗点指挥反击。他自己则到大北门督促战斗。

张太雷急忙与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赶到大北门去指挥战斗。他腰挎手枪，手上还拿着一支步枪。当他们的车驶至惠爱路（今中山五路）小马站斜对面原新华电影院附近时，遇到一帮机器工会体育队匪徒。匪徒看见小车车头插着红旗，便从巷口对着小车乱射，坐在南边的国际代表纽曼及其警卫员迅速下车向南边骑楼走去，倚柱掩护还击；坐在北边的张太雷及其警卫员，从北边下车，首当其冲，身中数弹，重伤倒地。警卫员来不及还击，已中弹当场牺牲了。在附近站岗的工人赤卫队闻声赶来，追击匪徒，同时找来了车，把张太雷和他的警卫员遗体运回起义总指挥部，张太雷医治无效，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4]。牺牲前他嘱托战友：要与敌人战斗到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大旗的又一次伟大起义。张太雷短短29年的传奇人生，带给我们“春雷”般的震撼和感动。